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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21年3月，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对过失的违反秩序行为及时干预，方能尽早恢复社会秩序。对一个不具有可谴责性的行为施以惩罚，并不能规范、教育、引导行为，进而无助于惩罚目的的达成。

犯罪论体系的建构蕴含着罪刑法定、法益保护和责任主义的共识。[13]如此，执法和司法裁判难免不正义。有学者持客观归责的观点，主张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主观要件是微不足道的。在刑法中，结果犯是典型样态，行为犯是例外。故意和过失是责任条件的两种形式。

先基于特别处罚规范进行构成要件该当性判断，再从总则意义上逐次判定违法性和包括主观构成要件的有责性，更符合执法的常规操作，有助于提高执法效率。文章来源：《法学》2022年第4期 进入专题： 应受行政处罚行为 犯罪论体系 。在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1991年3月19日就《周西成演义》一书名誉权纠纷案做出的关于胡骥超、周孔昭、石述成诉刘守忠、《遵义晚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的判决[31]中，判决在说理部分提出：文学艺术创作是公民的自由，国家对公民在文学、艺术事业中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关于我国违宪审查模式的设计，曾有宪法委员会模式、宪法法院模式、复合型审查模式等学术探讨。经研究，同意你们来函提出的意见。与消极的、一事一议式的宪法解释或违宪审查制度相比，积极的、体系性的立法更容易赢得共识且制度构建的效率也更高。首先，第22条将文化建构主义的价值立场转换成了国家在文化发展上的宪法责任，并提供了巨大的制度建设空间。

[58]可以预见，该制度变化虽然终结了是否建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的学术探讨，但不会终结关于合宪性审查模式的学术争论。[12]这样的修改被评价为：宣示了人伦亲情普世价值的回归，立足于权利本位赋予亲属证人出庭选择权。

以第22条为代表的基本文化政策条款赋予了国家在文化发展上的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国家权力因此得以深度介入文化领域，调控文化关系的发展方向。在葛长生诉洪振快名誉权、荣誉权纠纷案中，一审和二审法院都依据宪法进行了说理，但说理的方式却有所差别。[3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6272号民事判决书。又次，本条还实现了对文化事业的基本领域的列举，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广播、出版发行、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其他文化事业。

首先，通过事业这一词语的使用，明确了文学艺术、新闻广播、出版发行、文化场馆建设等社会活动的公共性。虽然为了避免歧义，文化这个概念很少单独出现在法律文本中，总是与某种限定词或本身作为一种限定词出现，如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文化遗产文化权利文化多样性等等，但是，这样做除了可以为文化限定一个相对稳定的意义空间和可以规范化的社会关系领域外，并没有彻底解决文化概念的模糊性问题。2004年以来，国家广电总局对广播电视行业进行了四次集中整治，整治内容涉及凶杀暴力、外国动画片、庸俗的婚恋节目、群众参与度过高的真人秀节目以及电视节目整体的泛娱乐化现象等等。对裁量权的行使是否正当的判断，需要从宪法条文的解释入手进行宪法判断。

(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37]上述规定决定了我国是立法审查的违宪审查模式。

[21]其次，明确了国家在文化事业发展中的责任主体地位。[60]实践中的法律纠纷复杂多样，当部门法不能为一种法律纠纷的解决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或者为了增加裁判的说理性，有时需要诉诸宪法寻求规范依据。

从20世纪初期的再造文明[2]，到21世纪初期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3]，事实上都是这一历史惯性的产物。宪法总纲第19、20、21、22、23、24条，以及第4条第2款和第4款内容也与文化政策相关。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远远快于思想观念的变革，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思想观念的支撑往往需要自上而下的塑造和推动，因此国家在文化上秉持建构主义的理论立场[1]，就成为中国近代化以来一以贯之的政治文化现象。如《著作权法》第1条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57]但是，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的内容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合宪性审查，而只是进行了合法性审查。[19]这三种类型的文化条款分别规定在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

根据《职责问题的决定》，新设立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承担原法律委员会工作职责的基础上新增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等职责。[21]《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

[41]参见朱宁宁：《备案审查：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载《中国人大》2017年第19期。林彦教授分析了我国宪法主要通过立法，即宪法的法律化的形式加以发展的事实，并分析了这种制度选择的四个原因，包括：立法过程遭遇的各种阻力相对小。

但是，从目前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运行实际来看，都只是在进行合法性审查，尚无合宪性审查实例。通过审查，地方性法规中扣留非机动车并托运回原籍的行政强制规定被修改。

合宪性审查机关无论是发现需要进行审查的对象，还是做出是否违宪的判断，都需要对宪法文本进行解释。如为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塑造，我国的刑法表现出去伦理化[10]的特征。近年来，国家在文化领域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投入更是受到重视。一方面，宪法中的文化条款数量较多[4]，另一方面，宪法文化条款的内在逻辑结构具有积极的制度建构特征，宪法从宣示文化主权到确定国家基本文化政策，再到确认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同时辅之以在国家机构之间配置文化职权，覆盖了文化领域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制度要素。

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329页。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可以改变和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但是对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审查则没有任何规定。

[42]备案审查工作可谓成效显著。一方面，文化的内涵丰富，但凡与人的精神创造、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相关联的领域都可以被冠之为文化，文化概念具有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文化上的观念冲突极易形成。

下位阶的立法虽然不会直接宣告自己的合宪性，但也往往明确规定上位法依据，宣告合法性，进而增加合宪性的程度。根据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一位公民提出的审查建议，对有关司法解释规定‘附条件逮捕制度的问题进行审查研究，经与制定机关沟通，相关司法解释已于2017年4月停止执行。

不论是对相关宪法条款的内在冲突及其解释困境的分析，还是对司法裁判说理混乱的实证分析，都一再反映了中国当下回应不足的合宪性审查实践，亟需在理论上探寻激活我国宪法审查机制的制度关键并加以完善。然而，法律在去伦理化的同时，也破坏了家庭与社会的和谐，不得不通过司法解释和法律的修改实现对传统伦理的回归。[2]1919年，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14]期间出台的一系列限制娱乐节目的制作形式、播出时间、广告插播等内容的规范性文件被概括称为限娱令。

[34]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院(2011)临民一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宪法第47条虽然使用了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宪法学者对于该条的研究，从未单独使用创作自由来对其中的权利类型加以概括。

如果不与宪法精神、原则以及文化权利条款相结合进行整体解释，以该条为依据，国家在文化发展中的裁量权将难以确定有效的法律边界。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实现了从一个信奉儒家传统的封建帝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巨变。

2018年4月通过的《英雄烈士保护法》虽然主要是关于英雄烈士优抚制度的规定，但是也体现了鲜明的文化发展方向。有学者将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统一解读为艺术自由[26]，是不全面的。